h 因此，OBn能被证立，而OBn不再能被证立。
[46]与此同时，对于《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当中的法律保留事项，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亦不得对其作出规定。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例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当中对2010年的主要工作进行梳理时指出：一年来，共审议通过16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不过尚需说明的是，以下三类决定可能看似有关法律问题，但却并非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2]甚至可以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具有决定的性质。这在现有的官方文献中也能得到验证，例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2017年），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引渡条约》。[22]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因此，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制度现状，以及制度化能为其带来的益处，便构成了促使其制度化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
[21] 同前注10，蔡定剑书。而在无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因为借由决定的方式来行使职权具有其他方式难以比拟的优势，由此使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往往倾向于运用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方式来行使职权。因此，基础规范不仅将实证法与非实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同时，通过这种联系，它也进入了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也就是哲学的核心。
第一种抽象在于对高位阶性的放弃。这个事实开启了有限讨论的可能。但是，凯尔森是如何得出这一点：在从一个宪法到另一个宪法的革命性改变中基础规范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他不断坚持而非偶然出现的观点。如果从绝对君主制向议会制共和国的革命性转变成功了，那么对新宪法而言，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新的制宪事实。
[40]因此，没有实证性的宪法是可能的。排除经验的东西是必然的，因为，图示不是包含现象作为组成部分，而只是作为规则与它联系在一起（A版第142页，B版第181页）。
[47] 凯尔森的基础规范理论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48]这并不是偶然的。抽象的、形式的宪法概念和抽象的、实质的宪法概念与具体的宪法概念相区别。[25] 同上注，第228-229页。如果人们拆除掉凯尔森按计划阐明的基础，其理论也不会自行崩溃。
人们在法体系中追问：为什么某个东西在法律上有效？例如，相比强盗的命令，为什么声名狼藉的税务官的命令[2]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几步推导之后，人们会将宪法当作一国实证法的效力的最终实证法基础。因此，人们可以赋予基础规范命题下面的形式：只存在一个基础规范，有时以体系的形式，有时以个别的形式。它具有法逻辑的或先验逻辑的特征，因为，它自身不再被创设，而只是在法认识中被预设。[23] 《纯粹法理论》第二版则完全不同。
一个发展完善的宪法概念不能放弃把宪法也理解为实质的、规范的基本秩序。[54]取决于实质意指什么？基础规范通过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已存在的实质，还是在实质变化时，基础规范促成了改变而自己保持不变？ 下面这个对基础规范的表述应该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出发点： 人们应该按照实际被创设的、有实效的宪法行为。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 第214页。但是，图示是否在个别意义上是具体的东西则有疑问。
关于内容，凯尔森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例子基本权和自由权的目录。[63] 在这里，旧基础规范和新基础规范以双重的方式建立起具体联系：第一，这两个宪法分别以旧宪法和新宪法的措辞来表达。因此，它可以放在这个问题——革命对于基础规范的制宪的事实构成意味着什么——中来理解。第一个断言认为，只有考虑宪法的事实性，才能理解宪法到底是什么。凯尔森在这里写到，人们所理解的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是与最高的机关和臣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相联系的规范。但是，这意味着，形式宪法的概念包含实质宪法的概念。
[13]凯尔森把后者称为宪法形式。法逻辑的这个表达以中立的方式表现了前提或预设的特征。
[48] 参见斯坦利?L?鲍尔森、邦妮?L?鲍尔森（Bonnie L. Paulson）编：《规范性与规范——对凯尔森的命题的批判》（Normativity and Nor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Kelsenian Themes），Oxford，1998年。但是，它应意味着，图示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A版第138页，B版第177页）。
前者是一个被称为宪法的文件，作为成文宪法，它不仅包括规定一般法规范的创设也就是立法的规范，也包括有关其他在政治上重要的对象的规范，此外和这种规定——根据该规定，这个文件（宪法律）中包含的规范不像普通法律，而是只有在困难的条件下、在特别的程序中才能废除或修改。此外，在所有方面都是一样的。
凯尔森这个抽象化大师由于他的新基础规范以及另外的基础规范的想法而陷入了具体化——这里有事实构成和事实的区分——的混乱。如果人们继续追问宪法的效力基础，而还不到国际法上寻找那些很自然就会从该问题延展至国际层面的规范效力根据，[3] 那么，人们必定离开实证法的有效性领域，转向一个可以证立实证法规范的效力同时自身还不是实证法规范的规范。因此，他的表述要这样来解释：这个文件足以表现出被当作宪法来认知的样子。因此，范畴问题的对象是这个概念与凯尔森用来理解规范性这种现象的其他概念的之间的关系问题。
[32]就像已经表明的，这也适用于宪法的法制性（Verfassungsgesetzlichkeit），适用于这个定义第一部分的第三个要素。这样，作为内容性的实质性会成为作为程序性的形式性的条件。
另一个是法逻辑意义上的宪法与实证法意义上的宪法。乍看起来，在1925年出版的《一般国家学》中，不仅程序的东西对宪法来说是本质的，内容的东西也是。
[37] 汉斯?凯尔森：功能（前注20），第71页。进一步观察则会发现，凯尔森在这里只是在评论一个至少部分是内容的意义上的实质的宪法概念，而非据为己用。
[67] 因此，凯尔森的新的[68]或另外的[69]基础规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规范，而是将包含宪法、法制性、实效三个概念的抽象的基础规范运用于制宪或推翻宪法的具体情况。在这里，凯尔森没有说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可以包含实质的内容，而是说包含。其他的东西至多是第二位的。[67]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14页。
第一个出现在是一个被称为‘宪法的文件的表述中。首当其冲的是应然、效力和客观性这些概念。
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他在宪法和宪法诉讼方面的文章，也适用于他在法哲学方面的作品。[40]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28页。
其统一性由实效要素（W）提供。[39]第二种抽象在于对实证性的放弃。
